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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模”情结在心灵深处开花——评水运宪长篇小说《戴花》******

　　作者：李掖平（山东师范大学教授）

　　水运宪的长篇小说《戴花》（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秉持现实主义文学的审美价值取向，紧扣当下社会生活砥砺前行、搏击进取的现实律动，历史视域、社会角度、个人生命体验错综交织，正德大义的庄重言说与雅俗共赏的生动表达有机结合，通过一个普通工人竭尽一生全力以赴争当劳模的故事文本，书写了一曲中国机械工业不断走向强盛的时代壮歌。小说聚焦某高校机械制造专业的一批大学生分配到德华电机制造总厂参加工作的历史事件，多维度地再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基层普通工人任劳任怨干工作、争先恐后当劳模、孜孜以求钻研技术革新的曲折历程，从中国电机制造工业技术革新的一个侧面，钩沉出中华民族在困厄中破旧立新、求变图强、砥砺拼搏的历史发展逻辑，进而构建起一个兼具广度、力度和深度的宏大主题。《戴花》将潜藏在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中的中华民族“英雄情结”的历史基因、文化血统和蓬勃向上“精气神”生动可信地呈现出来，深刻揭示中国工业强劲发展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充分敞开了一部现实主义力作的史诗性价值与意义。

工人劳模 林笑初绘

　　《戴花》采取的是一种由一条主线勾连起多条副线的拧绳式框架结构。叙述主线始终沿着“我”（杨哲民）和师傅莫正强之间的工作、生活和师徒关系的叙述路向，讲述莫师傅孜孜以求争当劳模的故事。而包括“我”和同学们的友情、“我”和姜红梅的爱情、同学们之间发生的各种事件、段一村和吴启军的师徒关系、师傅莫正强的家庭生活、师傅与许多人的或交好或纠结或误解或抵触的复杂关系等多条叙述副线，则沿着“花开数朵、各表一枝”的轨迹，以或顺序、或倒叙、或插叙、或碎片拼贴的方式向前推进。这种多线索、多层次此起彼伏的交叉描写，始终紧扣各种矛盾冲突、紧贴人性内在肌理有条不紊地展开，既强化了小说文本杂树生花、起伏跌宕的故事性，又敞开了前有伏笔、后有照应的可读性和感染力。情节的推进并不过多依靠大起大落的陡转，却以生活、生产、爱情等日常细节的细腻刻画，有效触发了读者因真实生动而心生敬意的同频共情。事件和场景的描述具有鲜明的画面感，人物对话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又洋溢着鲜活的日常生活气息，也不乏朴素遒劲、外简内丰的古典神韵。

　　小说对莫正强形象的塑造，不是按照对英雄人物进行高度提纯的类型化模板展开的，而是紧扣作为一个普通工人的莫师傅倾尽全力“当劳模”的执着心念和执拗性格，以扁平性和立体性互融互衬的手法，既多角度地写出了其心底纯粹、敦厚善良、真诚待人的优良品性，亦不回避其时而显露出的一些小卖弄、小表演、小狡黠甚至小虚伪等缺点。一方面，为当劳模，身为车间主任的莫师傅以工厂为家，以诚相待车间工友和徒弟，抢干重活儿、累活儿、脏活儿，虽然一连几年与劳模荣誉擦肩而过，仍然不气馁、不泄劲，一如既往地埋头苦干，每逢节假日就主动申请加班值班，不辞辛苦、不计报酬，拼出了一身病也毫无怨言，直到最后倒在车间的“冲天炉”前，以“点……点火”的嘶哑吼叫定格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另一方面，为当劳模，莫师傅也时常闹出一些高调摆姿态、可笑又可爱的小把戏，如为引起厂领导和其他车间工友对他连早饭都顾不得吃就到车间来干活之事的关注，他故意让妻子连续几天大张旗鼓地到车间来送早饭，边走边大声埋怨“这个死东西清早就往车间跑，早饭也不吃”。为增强自己的良好形象，他想营造家庭和睦的氛围，而妻子恰好正在和他闹矛盾甚至叫嚷要离婚，他就软硬兼施动员“我”去当说客，力劝师母别在评劳模的关键时刻“掉链子”。他甚至还做过一件偷钱的错事：当市里已通过他的申报材料，要派出验收组来车间和家里考察时，他竟然鬼使神差地偷拿了一位工友的十元钱。按理说这事儿谁都不知道，而且还已全部送还，可莫师傅却始终过不去这道心坎，觉得自己做了一件丢人丢脸的丑事。于是在验收会即将结束、验收组负责人宣布“莫正强同志已正式确定为我们全市的劳动模范”时，莫师傅却突然坦白自己曾偷过钱这件事，并声明自己没脸要这个劳模称号，致使即将到手的劳模殊荣再次泡汤。大家都埋怨他太实在、对自己太苛刻，莫师傅却说，他要争当的劳模必须是干干净净的，不当众说出自己这件丑事心里不踏实。尽管莫师傅直到生命终结也没当上劳模（小说结尾处提示，莫师傅被追授为全市劳动模范），但其不忘初心、敬业爱岗的人格华彩却是那般的灼目闪亮。

　　正是这种具有鲜明现实指向性与写真纪实意义的描写，契合人情、人心、人性的内在肌理，滤掉了粗简的直白和浮夸的修饰，剔除了影响文学性的所有泥沙，既真实可信又接地气，使读者深切感受到德华电机厂这片文学“风景”中的灵魂跃动与人性交响，标识出作者塑造人物手法的多样性和纯粹白描手法背后的深厚文学功力。

　　作者对人物塑造欲扬先抑手法的娴熟运用，撑开了小说引人入胜的艺术张力。《戴花》明明是对莫师傅和以莫师傅为代表的普通工人群体的赞颂，却并未从开始就对其一路褒扬，而是首先从相反的贬抑处落笔。先写“我”对师傅的失望与不满，嫌弃他从相貌到气质都乏善可陈：“两只眼袋下面长着胡须。”“胡子很稀疏，东一撮西一撮胡乱生长。而且黑少白多，灰不溜秋就跟从来没用肥皂洗过似的。”说话絮叨且口气难闻，似乎从来不刷牙。尽管师傅对收“我”为徒颇为自豪，亲切地称为“民儿”，“我”心里却很是不屑和疏远。后来在日常工作中，师傅为人的善良坦荡、心地的干净纯洁和对工作的兢兢业业，使“我”逐渐感受到其人品和性格的内在魅力，进而愿意和他亲近，愿意追随他勤奋努力，最终从心底深处生发出对他的真诚爱戴与礼敬。其他人物也大都是采用欲扬先抑手法塑造完成的。“我”对师傅的情感形成起伏跌宕的鲜明对比，表征出“文似看山不喜平”的艺术蓄势手法之魅力。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1日 14版）

边疆考古重现古丝路上的交流传奇******

　　合浦望牛岭汉墓出土的部分珠饰 资料图片

　　近日，第四届中国边疆考古论坛在线上举行，考古学者围绕新疆、内蒙古、甘肃、西藏、四川，以及东北、华南地区的考古新发现作了四十多场精彩的报告。边疆地区因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周边国家地区有着密切的互动，往往还是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是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第一站。许多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故事，尘封千百年后，陆续在边疆考古中重见天日，过去的传奇得以揭开神秘面纱。

　　漂洋过海的玻璃珠

　　一颗颗色彩斑斓的珠子，可能只不过是墓主人生前手腕、颈间的点缀，而在考古学家眼中，它们并非只是精美的饰品，借助科技手段分析其成分、制作工艺、来源产地等，可以解读出复杂的贸易和技术传播故事。

　　位于广西合浦县城南部的望牛岭汉墓，就出土了总量超过4000件的各类珠饰品。它们由水晶、玛瑙、琥珀、玻璃材质制成，有的晶莹剔透如同露水一般纯净，也有的火红如珊瑚一般热烈，还有的是清爽的薄荷蓝色。以今日的审美看，它们也属实玲珑精致。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博士后张潇表示，这些珠子为典型的“舶来品”。望牛岭汉墓出土如此多的舶来珠饰，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合浦是两汉时合浦郡郡治所在，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汉书·地理志》载，汉武帝时“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汉代在宫廷官员的率领下，携带丝绸和黄金，从离南海最近的合浦等地乘船出发，前往南亚、东南亚各国进行贸易。有学者认为，“璧流璃”就是“琉璃”的别称，是古代对玻璃的称呼之一。这段史料说明，望牛岭汉墓出土的玻璃珠，可能正是如此漂洋过海“进口”来的。

　　合浦县附近的浦北县古时也属于合浦郡，县内的越州故城遗址出土了5000多颗玻璃珠。“经上海光机所检测，这些珠子是来源于南亚、东南亚地区的印度-太平洋贸易珠。”中山大学人类学与社会学学院副研究员韦伟燕介绍道。印度-太平洋贸易珠指采用拉制法制作的单彩玻璃珠，即把熔融的玻璃液用特别的工具拉成空心的细管，再将细管截成一粒粒小珠子，这类珠子广泛地生产和传播于印度洋和太平洋区域。越州故城遗址出土的大量玻璃珠进一步证明，在南朝时期，合浦仍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之一。

　　透过一颗颗璀璨夺目的进口玻璃珠，我们仿佛可以窥见合浦“云帆高张，昼夜星驰”的繁荣景象，脑补出海上丝路始发港之一的千年传奇。

　　唐朝的基督教寺院

　　汉代张骞凿空西域后，沿着沟通中亚、西亚的陆地丝绸之路，随着大漠驼铃传入中国的，不仅仅是珠宝、玉石、香料等异域奇珍，还有包括景教在内的异域宗教文化。

　　唐朝时，景教（基督教聂斯托利派）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盛唐对异域宗教采取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态度，因此景教得以在都城长安等地传播。根据刻于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记载，鼎盛时景教曾“法流十道，寺满百城”。

　　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奇台县的唐朝墩古城遗址中，就揭露出一处始建于公元8世纪上半叶的唐代景教寺院遗址，可以作为这段历史的注释。寺院中出土了一件造型独特的釉陶器，表面是青蓝色的釉，上面还有蓝色的文字，“现在初步判断可能是叙利亚文，同时释读出‘我们’‘生命’‘神’等单词，它可能是当时进行某种特殊宗教活动所用的一种器具。”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发掘执行领队任冠介绍说。景教起源于今日叙利亚，因此使用叙利亚文，《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也并存汉字与叙利亚文。

　　唐朝墩古城遗址位于天山东段博格达山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之间东西交通要道上，也是丝绸之路一处咽喉重镇和交通枢纽。此次发掘的景教寺院遗址中有景教元素，也有汉文化元素，还有丝绸之路带来的多元文化因素。“寺院内出土了玛瑙、绿松石、玉石、琥珀等不同质地的珠饰，反映了丝绸之路上东西方不同文化的审美在景教寺院内的碰撞和交融。”任冠说。景教寺院遗址壁画中造型丰腴的带背光的圣像图，更是唐代人物形象丰腴的绘画风格与景教特色的结合。同时寺院中还出土了钧瓷的瓷片、绞胎瓷盘等。绞胎工艺是唐代陶瓷的新工艺。西方的珠饰、中原的瓷器同时出现在景教寺院中，也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印证。

　　口含金币的埋葬习俗

　　丝绸之路上，有一群高鼻深目，牵着骆驼贩运丝绸、珠宝、牲畜的人，他们就是以善于经商而著名的粟特人。粟特人的故乡在中亚两河流域，以撒马尔罕（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为中心。粟特人不仅是促进丝绸之路商贸往来的使者，而且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能歌善舞的他们也促进了极具异域风情的粟特音乐和舞蹈东传，为中原艺术加入“胡风”元素。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沙梁子古城的殉马墓中，发现了一枚含在墓主人嘴右侧的金币。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刘扬介绍金币的发掘过程说：“我们把（墓主人的）头抱起来的时候，掉下去了一小块泥，刚好露出了一点金光，当时还以为是墓主人的一个金牙，后来才发现是一个金币。”这枚金币图案为一面部清秀、无胡须的戴宝冠王者，只见他身穿铠甲，右手持枪从左肩斜出，左手则持盾挡于身侧。金币上有两个穿孔，说明金币应为墓主人生前的挂饰。金币为单面模压，极薄，应是东罗马帝国查士丁一世金币的仿制品。

　　刘扬介绍，这是中国发现的口含金币的第6个案例，之前还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墓发现4例，在宁夏固原唐史道德墓发现1例，这5例均可能与粟特人有关，因此内蒙古呼和浩特发现的这一例也有可能是受到粟特人习俗的影响。呼和浩特位于古代草原丝绸之路上，因此很有可能有粟特人在此活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认为，中国北部存在着一条从河西经包头、呼和浩特、大同、通过河北北部进入内蒙古赤峰，到达辽宁朝阳的东西交通路线，是历史上中国北部通往西方的国际线路。而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的兴盛，自然会使善于经商的粟特人进入今辽宁、内蒙古一带。

　　不过目前考古学家依据葬式判断，沙梁子古城发现的殉马墓最有可能是唐代突厥墓葬。那么究竟这一墓葬是受到粟特人习俗影响的突厥墓，还是有可能成为国内首例发现的粟特人墓，尚有待进一步考证研究。

　　从南疆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口，到西域陆地丝绸之路的景教寺院，再到塞北草原丝路上的殉马墓，均可见到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考古证实边疆地区自古以来就在“一带一路”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千年来，大漠驼铃声声，海港云帆高张，繁荣畅达的丝路上，中外交流的传奇故事接连上演；如今，新时代“一带一路”上，更多文明互鉴、民心相通的故事也正在发生。

　　（本报记者 李韵 王笑妃）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